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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nal Price: RMB 300,000

西汉 王莽“国宝金匮直万”一枚，尺寸：81.2mmX43.2mm，由上、下两部分组成上首似方孔圆钱，直径：30m，面文为“国宝金匮”四字旋读，下以短颈联方形泉身，泉身边长:28mm，身面直纹内书“直万”二字；铭文皆为悬针篆。其形状新奇，制作精美，通体水银古，显得敦实厚重；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此枚钱币周边留存有浇铸痕迹，为我们研究王莽铸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质料。在传世量极微的“国宝金匮直万”中，此枚集历史价值、学术价值、史料价值与收藏价值于一身，当属珍罕之极美品。
“国宝金匮直万”最早面世应该在清道光年间，据翁树培《古泉汇考》中刘燕庭附注曰：“道光戊申冬日，鲍子年孝廉自青门寄一拓本，文曰‘国宝金匮’，篆书，甚遒劲，亦当是汉魏六朝之别品，云陕西近时出土者。逾年已酉余归京师，适苏兆年自秦中寄售陈太史寿卿，寿卿以赠余，因附记之于此”。此钱仅存上部残件，拓本见于李佐贤《古泉汇》贞集无考品中。另据，高焕文《谈泉杂录》和蔡季襄《国宝金匮“时代”与“用途”之探讨》（《泉币》创刊号，1941年）都对的流传经过有记述；其时，“国宝金匮直万”已经被断为王莽所铸。“国宝金匮直万”收藏着前后涉及刘燕庭、余挺生、张叔驯、陈仁涛等众人，流传过程复杂，颇具神秘色彩。
罗宏才先生在《新莽“国宝金匮”钱流传、作伪及出处》（《中国钱币》1994年第2期）一文中，对“国宝金匮”的流传经过做了详细的考定，据记述：“约在民国八、九年前后，西安城西北隅杨家城（汉未央宫遗址）一带农民在耕地时发现‘国宝金匮’钱一枚，乡人不知此钱珍贵，以贱值售与跑乡收货的西安回民坊古玩小贩”。后来这枚钱经文物鉴赏收藏家阎甘园过目确认，急命其长子阎履初购回此物，数年后售与沪上大藏家余挺生，因索价千金成交引起很大轰动。为此上海《晶报》于壬戊年二月二十九日（1922年3月27日）发表了余大雄《记新莽第一宝泉》文章，文中对这枚“国宝金匮直万”钱的出处与考论甚为翔实，且介绍所得之经过更为详细：“丹翁之友阎氏，得此泉与西安，今春持以至沪，丹翁为介于寒云，寒云迟未果取。丹翁恐落于市侩之手，亟取而自有之。家君素嗜古泉，见寒云之不取，而又恐丹翁之或弃也。乃谋索请丹翁，丹翁慷慨，举以为家君寿，家君亦以千金为丹翁报焉”。后又据张䌹伯披露：“余挺生旧藏后让叔驯，计直二千金。”由此看来，此品最后归宿为泉界大藏家张叔驯所得，抗日战争时期随主人远走他乡，不知所归。据传，西安出土的另外一枚，先是由英国人纽满（E.A.Newman）所得，后让与张䌹伯，再后归上海收藏大家陈仁涛。此泉完整无缺，品相上佳，后随陈流入香港。50年代初，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，经张䌹伯先生周旋，由政府花鉅资将其购回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（原中国历史博物馆）。这枚精品是国内目前唯一公开展出的，且被文博界和收藏界视为珍贵的孤品。
陈直先生所着《西汉经济史料论丛》中记载：“国宝金匮直万（扬州张氏藏）”。《泉币》第7期张䌹伯《国宝金匮直万泉》一文中，有“世仅二品”之句，使后人皆以此为信。加上《古钱汇考》中刘燕庭附注所说的“半枚”，就构成了流传半个多世纪的存世“两枚半”之说。
“国宝金匮直万”是王莽最后一次货币改革所铸造。传统历史中，王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，从其大胆地实行改良政策来看，其不失为一位有胆略的政治家。虽然其货币改革是失败的，但其所发行的一系列钱币却是古钱史上的精品。“国宝金匮直万”即是一例，因其币值过高，发行时间短，故存世极罕，为中国古钱“五十名珍”之一；加之其近乎神化般的传奇经历，故即使历经百年沧桑，其仍被文博界和收藏界视为古泉魁首奇珍。